邹姐比我预想的还要早到了半个小时，按她的说法火车早到了五分钟，打个出租车又一路畅通。

  “火车早到这种百年不遇的好事儿都让你赶上了，”我笑着调侃，然后装模作样看看四下，确认就我们俩，才问，“阿秀和王勇呢？”理论上讲他们该坐同一趟火车回来的。

  邹姐一脸神秘笑了半天，才透了底，原来王勇和阿秀已经好上了，过年期间俩人也互相去对方家里见过了家长，两家都很满意，索性坐下来开始谈未来，一来二去，就耽误了些时间，所以王勇和阿秀要再过两天才能回来。

  人逢喜事精神爽，虽然不是自己的，我也替他俩高兴：“看来我这开门利是的红包得包得大一些了。”

  邹姐没一如既往地附和着大笑，反而深深看了我一眼，语带深意：“老板，你人真的很好。”

  我不自然别开眼，犹豫着该不该接这个话茬儿。我知道，接了，就意味着一些事，有门儿。

  邹姐没有让尴尬的沉默蔓延，见我不说话，立刻换上爽朗的语气：“老板，一年又一年喽，你做啥子还不找婆娘？”

  其实话题始终没离开这个，但不知是不是邹姐大大方方的语气让我也自在起来，便话家常似的聊：“我这样有前科的谁乐意要啊，况且前两年穷的有了上顿没下顿，每天光想着怎么吃饭就头大了，哪还有那心思。”

  邹姐叹口气：“哪个不是从苦日子过来的，可是现在看看，老板你比好些人强了不知道多少倍。”

  我乐：“邹姐，再夸我就飘天上去了。”

  女人佯装生气：“我的老板哟，算我求求你，我好像比你小噻。”

  我故意歪头想了想，装模作样地问：“真的？”

  邹姐没好气地给我个白眼。

  我哈哈大笑。

  后来又聊了两句，我说也不是不想找，只是没遇见合适的。邹姐问那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我思前想后考虑再三，还是没把话说死，给了她很微妙的三个字，随缘吧。

  那个瞬间我承认，我是有些想法的。

  正月初十，阿秀和王勇风尘仆仆回归，小饭店正式开启新一年的营业。

  邹姐并不是二十出头的小姑娘，从我这里得到可能性的讯息，便毫不遮掩地殷勤起来，但又不是很过度，正好处在明眼人都看得出却又不会夸张到尴尬。阿秀看在眼里，私底下问了我好些回，究竟怎么想的，都被我打哈哈蒙混过去了。我说不上自己是什么心情，一个七八年没沾过女人的男人，说不想那是瞎话，但你要说特想吧，又好像不是，似乎是吃素吃习惯了，忽然给你摆块肉，怎么也没有扑上去就啃的冲动，于是只好顺其自然。

  “冯一路，你该不是憋这么多年憋不行了吧？”唯恐天下不乱的好事之徒总是有的，比如小疯子。

  我也不跟他客气，有了第一次，就有第二次，我现在老调重弹无压力，完全没脸没皮：“要不你试试看？”

  纸老虎一脸黑线，毛儿都懒得炸了。

  我乐，刚想摸摸他脑袋，他却忽然冒出一句：“你还是早点儿定下来吧。”

  我纳闷儿：“干嘛，急着给我送红包？”

  小疯子扯扯嘴角，咕哝：“这样，有人就能死心了。”

  我愣了下，半天才回过味儿，可感觉说什么都不合适，只能干笑。

  小疯子耸耸肩，仿佛在说无所谓，反正和我也没半毛钱关系。

  按理容恺不把话敞开说甚至穷追猛打，我该庆幸的，可因为点到为止一直是周铖的专利，所以换成小疯子忽然来这么一下，我还真不好适应。

  他在担心花花，我知道。

  很神奇，他对周铖的心思明显到路人皆知，但散发出来的感觉就是“我看上你了，你看上我最好，看不上拉倒”，至于喜欢中常常伴随的什么关心啊，紧张啊，重视啊，有没有我不确定，反正我是没接收到。可对于一口一个哑巴的花花，他倒是实打实的挂心。于是我发现我越来越弄不懂小疯子了，你说他成熟吧，他能立马到街上跟人家学龄前儿童抢糖葫芦，可你要说他是小孩儿呢，其实该懂的他都懂，只是乐意搭理和不乐意搭理的问题。

  对于我和邹姐的事儿，花花倒是没有什么反应，只是更加沉默了，除非我主动问话，否则他永远都在角落里安静地做自己的事。原本形影不离的手机越来越多地被忘在家里，偶尔遇到表述复杂的，后厨又没有纸笔，他便会直接用手比划。通常情况下我都看不懂，次数一多，也就不大找他了。

  我以为花花这种失落是暂时的，就像周铖拒绝小疯子一样，小疯子闹闹，也就过去了。

  事实上花花也确实没闹，只是毫无预兆地开始发烧。从正月的最后一天开始，先是低烧，谁也没当回事，吃了几天药，低烧成了高烧。半夜烧糊涂了整个人在弹簧床上胡乱蹬，要不是我鬼使神差地起夜撒尿去听见动静，说不定第二天早上这人就烧坏了。连夜送到医院，挂了吊瓶，烧才退，可第二天回家没多久，温度又重新上来，我只好再拉着他去医院，接下来的几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折腾。

  这日清晨，我照例把温度计塞到花花咯吱窝底下，然后坐在旁边等结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