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错了，夫人。这主意极其愚蠢。老虎受惊了——突然扑了过去。”

  “老虎？为什么说老虎？”

  “我是用老虎来比喻凶手。”波洛答道。

  巴特尔直入主题：“你觉得我们该采取什么策略，波洛先生？这是个大问题。我还想知道你会怎样从心理角度看待这四个人。你特别热衷于这一套。”

  波洛一边继续抚平桥牌计分纸，一边说：“你说得对，心理状态非常重要。我们已经知道凶手犯的是什么类型的谋杀案，以及具体的谋杀方式。如果从心理角度可以判断某人不可能犯下这一类谋杀案，我们就可以将他排除出嫌疑名单。我们对这些人已略有认识，有了初步印象，也知道应该分别从什么角度追查他们；根据他们打牌的战术、计分方式和笔迹，对他们的思想和性格也有了一定的了解。可惜呀！要直接得出肯定的结论，没那么容易。这起谋杀需要胆量和勇气，凶手是一个勇于冒险的人。

  “那么，首先是罗伯茨医生——喜欢虚张声势，叫牌叫得过高，冒险时完全相信自己的能力。他的心态与这起案件非常合拍。你也许会说，这么一来梅瑞迪斯小姐的嫌疑就自动消除了。她十分胆怯，害怕过高的叫牌，小心、节俭、谨慎、缺乏自信——最不可能鲁莽地采取这种风险极大的突然袭击方式。但胆怯的人也会因恐惧而杀人。极度恐慌和紧张的人一旦陷入绝望，会像被逼入死角的老鼠，可能会拼死反击。如果梅瑞迪斯小姐以前犯过罪，而且又相信夏塔纳先生掌握了内情、准备将她交给法律制裁，她一定会恐惧得发疯，进而不择手段以求自保。结果相同，只是心理反应的过程不同而已——不是冷静、大胆，而是绝望得发狂。

  “然后是德斯帕少校——淡定、足智多谋的人，只要他认为有必要，就会不惜冒险。他会权衡利弊，最终确定判断是否值得一搏——他是积极的行动派，只要他确信有一定的胜算，便不会在风险面前退缩。最后是洛里默太太，上了年纪的老太太，才智和能力却很出众。她性格冷静，精于算计，说不定她的脑筋在四个人中最出色。我想，如果洛里默太太是凶手，一定早有预谋。我能想象她有条不紊、百般谨慎地策划一起谋杀，以确保整个计划万无一失。鉴于这一理由，我感觉她的嫌疑比其他三人稍低。不过，她的性格很强势，无论做什么都能做到完美无缺。她是个效率极高的女人。”他停住了。

  “结果又绕回来了。不，查这个案子只有一个办法：追查他们的历史。”

  巴特尔叹了口气，嘀咕着：“你说过了。”

  “在夏塔纳先生看来，这四个人全都是凶手。他有证据吗？还是猜测而已？无法判断。我想他不太可能掌握多达四起谋杀案的确切证据——”

  “我同意，”巴特尔点点头，“否则也未免太巧了。”

  “我想应该是这么回事——偶然谈到谋杀或某一特定类型的谋杀时，夏塔纳先生正好捕捉到某人的表情。他非常敏锐——对表情十分敏感。他以试验为乐，通过漫无目标的谈话辗转刺探，时刻盯紧对方是否退缩、有无保留、是否急于转移话题。噢，这很简单。如果你格外怀疑某个秘密，要确证你的疑虑就再容易不过了。每次偶然命中目标的只言片语都不会逃过你的眼睛——如果你刻意留心的话。”

  “我们这位已故的朋友一定很享受这种游戏。”

  “那不妨假设有一两件案子就是这样发现的。也许他偶然接触到了另一件案子的确凿证据，便穷根究底。我怀疑他对某一起案件的了解是否充分到了——比如，足以呈送给警方正式立案的程度。”

  “也不一定，”巴特尔说，“往往有些疑点，虽然我们怀疑其中有问题，却永远无法证明。无论如何，我们的行动方案很清楚了。先调查这些人的全部背景——重点关注任何不寻常的死亡事件。你们应该跟上校一样，注意到夏塔纳在晚宴上说的话了。”

  “黑天使。”奥利弗太太喃喃自语。

  “有几句话提到了毒药、意外事故、医生的良机、枪支走火。如果是这几句话给他签下了死刑执行令，我可一点儿也不意外。”

  “那番话让人很不舒服。”奥利弗太太说。

  “的确，”波洛说，“那些话至少戳中了某个人的要害——那个人大概以为夏塔纳掌握的内幕远比实际上来得多；那个人以为这是通往大结局的序幕——夏塔纳安排的晚宴正是一出好戏，以逮捕凶手为最高潮！不错，如你所说，他用那些话做鱼饵逗引客人们的同时，也签署了自己的死刑执行令。”

  众人陷入沉默。

  “战线会拉得很长，”巴特尔叹道，“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查出所有资料——而且还得万分小心，不能让这四个人中的任何一位怀疑我们的目的。所有的问题表面上必须围绕这起案件本身。绝不能被他们察觉我们已摸到了凶手的动机。最麻烦的是，我们要查的陈年谋杀案不止一件，而是四件。”

  波洛提出异议。

  “我们的朋友夏塔纳先生未必绝对可靠，”他说，“他可能——只是可能——弄错了。”

  “四件都弄错？”

  “不，他还不至于笨到那种程度。”

  “错一半对一半？”

  “也不至于。在我看来，也许错了四分之一。”

  “一个清白，另外三个有罪？那也够糟糕的了。最惨的是，即便我们查出真相，可能也于事无补。就算某人多年前某人把他或她的老姑婆推下楼梯，对眼下这个案子，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。”

  “可以，可以，都有用，”波洛鼓励他，“你理解的，我想到的你应该也想到了。”

  巴特尔缓缓点头。

  “我懂你的意思，”他说，“同样的犯罪特征。”

  “你是指从前那起事件的死者也是被匕首捅死的？”奥利弗太太问。

  “不一定这么简单，奥利弗太太。”巴特尔转向她，“但我相信两次犯罪基本属于同一类型。细节也许有差异，但其中蕴涵的基本要素一致。说来也怪，凶手居然每次都在同样的地方出现纰漏。”

  “人是一种缺乏创意的动物。”赫尔克里·波洛说。

  “女人的变化却无穷无尽。”奥利弗太太说，“我绝不会用同一手法杀两次人。”

  “难道你的小说里没有两次用过同样的布局？”巴特尔问道。

  “《莲花谋杀案》，”波洛低声说，“《蜡烛的线索》。”

  奥利弗太太转向他，感激得两眼放光。“你真聪明——太聪明了。那两本书当然用了相同的布局，但别人都看不出来。一本写的是内阁成员周末聚会时文件失窃，另一本则是婆罗洲一个橡胶农场主家发生的命案。”

  “但布局的核心元素都一样，”波洛说，“是你笔下最干净利落的诡计之一。农场主设计了他自己的命案，内阁成员则导演了自己的文件失窃案，结果最后关头都因为第三者插手而弄假成真。”

  “我喜欢你最新的那本书，奥利弗太太，”巴特尔警司也称赞道，“几位警察局局长纷纷中枪的离奇巧合。你描写官方的情节时只有一两处细节失误。我知道你一贯追求精确，所以不知是否——”

  奥利弗太太打断了他。

  “其实我才不在乎精确问题。谁能一丝不苟？这年头没人办得到。如果一名记者这么写：一个二十二岁的漂亮女孩眺望大海、吻别心爱的拉布拉多犬‘鲍勃’，然后开煤气自杀，谁会没事找事去挑刺说那女孩其实是二十六岁，房间面朝内陆，那只狗是锡利哈姆梗，名叫‘邦尼’？如果连记者都能随便写写，那我混淆了警衔，想写自动手枪却写成左轮手枪，想写留声机却写成窃听器，还用了让被害人服下后只来得及说半句话就咽气的毒药，又有什么关系？

  “最重要的是大量的尸体！如果内容比较沉闷，多来点鲜血就生动了。某人刚要透露某些信息——却被灭口！这一招屡试不爽。我的每部作品都有——当然，加了各种各样的包装。读者喜欢来历不明的毒药；喜欢看笨警察和少女被绑在地下室，同时下水道的瓦斯或者污水即将猛灌进来，诸如此类麻烦透顶的杀人方式；喜欢能单枪匹马对付三到七个恶棍的大英雄。我已经写了三十二本书——波洛先生似乎注意到了，模式其实都差不多——但别人都没发觉。只有一个遗憾——我把侦探写成了芬兰人。其实我根本不了解芬兰人。芬兰读者常给我来信，指出侦探的某些言行太不可思议。芬兰人似乎特别喜欢侦探小说，可能是冬季太漫长，日照太少的缘故。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好像根本不看。早知道我就把他写成保加利亚人。”

  她突然打住。

  “真对不起，我废话太多了。眼下是真正的谋杀啊！”她兴奋得满脸放光，“如果他们四个人都没杀他，那该有多精彩。如果他邀请这么多人，然后悄悄自杀，通过制造混乱来取乐……”

  波洛赞许地点点头。“值得敬佩的结局。如此干脆，如此讽刺。但很可惜，夏塔纳先生不是那种人，他非常爱惜生命。”

  “我看他不是好人。”奥利弗太太缓缓答道。

  “他确实不是好人，”波洛说，“但他本来活着，现在死了。正如我告诉过他的那样，对于谋杀，我秉持中产阶级的传统道德观。我反对谋杀。”

  他又轻轻加上一句：“所以——我准备深入虎穴。”